“女人真实的天性是什么”，这个问题具有自然属性和生物属性，但它并非是对性别本质主义的再度回归，而是对关于性别的知识话语暴力的反抗。它呼唤着由一种共同的异化经验带来的理解力、批判力、共情力与创造力，而去言说、书写、创作这种经验，让其形成一种自知自觉的集体意识、社会模板和历史势能，或许才是女性主义挣脱桎梏的未来。伍尔夫无法为这个问题提供清晰的答案—在演讲时，她感觉到，伴随着一道银色的闪光，这条未知的鱼溜走了—这个问题是对一百年后的我们提出的。然而，伍尔夫一直在探索与试验，在她职业生涯的末期，她感受到了个人经验和声音传播范围的有限性，于是，她试图将这种私人的声音变为铿锵有力的面向公众之声，渴望重建与“普通读者”和“无名大众”的联系，她参加公共演讲、撰写政论檄文、与工人阶级和劳动女性频繁交流、倾听乡村民众的表达。而在此过程中，她愈发受到“第三种声音”的引导，这使她超越了个人经验和性别属性，转而去探索生命存在本身和人与天地宇宙的关联，走向一个更加开阔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