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大陆统一，其实是将延安文学的传统从西北一隅推展到了全国，是“一元超现代模式”的一统天下。而这种“一元超现代模式”的建立，也并非无源之水，而是继承了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文学与30年代的左翼文学的传统。就此而言，强行以1949年的大陆统一作为文学发展的断代标志而分出现代与当代，就存在着很大的问题。1949年之后的胡风就像刚到延安的王实味，都试图在鲁迅的旗帜下挑战“一元超现代模式”，然而胡风和1957年右派的挑战很快就不堪一击而被这种一元模式所淹没。到“文化大革命”，这种超现代的一元模式走向了僵化和解体。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从1894年开始的文学现代性热身使中国文学扬起了通向现代的风帆，五四文学的航船真正驶入了多元混杂的现代，不过，五四文学的多元混杂很快就被“左联”与延安文学的“一元超现代模式”所取代，1949年是延安模式在中国大陆的一统天下，到1978年这一模式因走向极端与僵化而解体，正好完成了一个发展的循环，可以统称为中国文学的现代。1978年底随着“伤痕文学”的出现中国文学开始进入了当代。有趣的是，五四文学是以与传统的断裂而进入现代的，而“伤痕文学”之后中国当代第一批优秀的小说，却是以寻求传统文化的血脉而著称的“寻根文学”，当然在“寻根”的同时又接受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莫言的《红高粱》等小说都是在这一文化语境下创作的，由此可以看到当代中国文学在打破“一元超现代模式”之后的多元混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