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G.E.摩尔，《伦理学原理》（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9），第17和第89节。他在P.A.希尔普编的《G.E.摩尔的哲学》（La Salle：Open Court Publishing Co.，1942）中的“回应对我的批评”一文中放弃了这一观点。在《伦理学》（1912）中似乎已放弃了，尽管在那儿摩尔只说他不想断定。
[15] 即两种考虑必须能得以公度。
[16] 明确的推理合理性要求之确定形式与苏格拉底一样古老，它并不代表任何现代影响，但毫无疑问，如今活跃的最强有力的论辩模式，以及对单一理性标准的要求，是现代官僚主义合理性的表达。该问题与“赤裸”自我的历史问题密切相关，所谓“赤裸”自我便是非社会定义的自我，以上注释［6］已提到的麦金太尔夸大了它的范围，在该范围内它是个纯粹的现代概念。关于合理性在一个甚至表示为形式系统的决策系统中可以有理由地要求什么，参见阿马蒂亚·森：《集体选择和社会福利》（San Francisco：Holden Day，1970）和《理性傻瓜》，重印于他的《选择、福利与度量》（Oxford：Blackwell，1982）；A.森和B.威廉姆斯编《功利主义及其超越》（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导论，16～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