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章太炎史学思想之二:关于新型《中国通史》的构想
章太炎同梁启超一样,也曾经计划撰写一部《中国通史》。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发表后,他曾致书梁启超表明了这种意向,认为:“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10]他在致吴君遂书中,也再三说到关于通史撰述的问题。章太炎关于编纂《中国通史》的思想和计划,见于重订本《訄书·哀清史》篇的附录,即《中国通史略例》和《中国通史目录》。上文讲到,章太炎对历代正史不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这是他不同于梁启超的地方。章太炎说的“史其将斩乎”,是指“清史”而言,故有《哀清史》之作。他认为:清史之作,“大凡纪传,财成于史馆,直载其事,顾不详其所因缘。私传碑状,虽具道委曲,大氐谀诬也。且贞信以婴戮,则国史不列;便辟以遇主,则草野不讥;朱紫玉石,贸然淆矣”[11]。他在另一篇文章《哀焚书》中尖锐地指出:“焚史隐恶,至今而弥甚。”“长国家者不务子孙万世之计,而肆忿悁于一眴。方是时,则诚满志矣。数世而衰,而斧柯之伐,其则不远。”[12]他对庚子之变后,清皇朝诏焚《中西纪事》、《海国图志》等书,尤感悲哀。他的这些话,固然包含着反清革命的激情,但确是揭露了清皇朝对撰写本朝史与涉及本朝史之著述的控制之严,并举出不少实例予以说明。这当是章太炎立志撰写《中国通史》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