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给了多少钱?”
“你去问你的一伙去。”
他去了。不久,那一个又忙忙走来,从枕头下取了钱,此后便不再看见,——真正天下太平。
我才又慢慢地收拾那行李。只见桌子上聚集着几件东西,是我的一把剪刀,一个开罐头的家伙,还有一把木柄的小刀。大约倘没有那十元小洋,便还要指这为“凶器”,加上“古怪”的香,来恐吓我的罢。但那一枝香却不在桌子上。
船一走动,全船反显得更闲静了,茶房和我闲谈,却将这翻箱倒箧的事,归咎于我自己。
“你生得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贩鸦片的。”他说。
我实在有些愕然。真是人寿有限,“世故”无穷。我一向以为和人们抢饭碗要碰钉子,不要饭碗是无妨的。去年在厦门,才知道吃饭固难,不吃亦殊为“学者”所不悦,得了不守本分的批评。胡须的形状,有国粹和欧式之别,不易处置,我是早经明白的。今年到广州,才又知道虽颜色也难以自由,有人在日报上警告我,叫我的胡子不要变灰色,又不要变红色。至于为人不可太瘦,则到香港才省悟,先前是梦里也未曾想到的。